前 言 
當前，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合作格局面臨重構。本文梳理了美國通過科技外交建立合作網絡、發起和參與國際科技組織與大科學計劃的相關做法，以期為我國“十五五”時期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供經驗借鑒與啟示。

一、科技人才開展科技外交

美國政府重視通過科技人才開展科技外交建立科技交流合作關系，并由科技人員在開展外交后提供政策建議，支撐美國科技管理決策，其主要政策有兩個，一是科學特使計劃，二是使館科技研究員計劃。

科學特使計劃能幫助美國政府建立頂級科技交流合作關系。該計劃由美國國務院任命學術界的領導者、諾貝爾獎獲得者等杰出科技人員擔任科學特使，前往非洲、中東、中亞、南美洲和東南亞地區，與當地國家元首、政府官員、民間社會等圍繞兩國科技外交政策以及前沿熱點領域（如新興技術）和共同關注領域（如STEM教育、公共衛生、生物多樣性、能源）進行交流和宣講，達成美國科技優先事項，建立或加強地區間科學家網絡，并為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

使館科技研究員計劃由美國國務院招聘任期五年的使館科技研究員，安置在其世界各地的使館中，負責在科學、技術、環境、健康以及創新方面建立國際科技合作關系，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科學優先事項，為美國政府提供科技政策建議，以保持美國在關鍵利益領域的主導地位。自2001年啟動以來，已有近550名科學家參與了該計劃。外交科學家也積極為美國科技發展建言獻策，例如，2018年，美國政府收到了來自70個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127份科技技術提案。

二、發起和參與國際科技組織

國際科技組織是多邊合作的重要平臺，是國際科技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發起或參與國際科技組織，借助國際組織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實現美國的科技優先事項。

（一）國際科技組織總部密集

根據國際協會聯盟出版的《國際組織年鑒》（2023—2024年），處于活躍狀態的國際科技組織有8500余家，其中1006家總部設立在美國，遠高于第2位的英國（608家）。

美國吸引國際科技組織總部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聯合國大會總部的吸引帶動作用。聯合國大會將總部及聯合國大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秘書處等5個主要機關設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總部的落戶確立了紐約國際政治活動中心地位，營造了國際化的氛圍和發展環境，帶動了與聯合國大會下屬科技教育經濟機構具有業務聯系的國際科技組織落戶美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互聯網、生物醫藥等領域研究水平領先，聚集了大量頂尖人才，具有設立國際科技組織的科技實力。如1992年成立的國際互聯網協會（ISOC）總部及秘書處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

（二）通過國際科技組織參與全球科技治理

美國政府通過建立專門的機構統籌協調國內企業、教育機構、政府部門等主體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是由美國政府主導建立的非營利性質民間標準化團體。1995年，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以備忘錄方式授權 ANSI負責代表美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ANSI會員包括922家企業、34家教育機構、331個組織、86個政府部門。ANSI通過以下方式開展國際科技治理與交流合作。

一是統籌協調國內主體代表美國廣泛參與國際標準制定。ANSI通過認可、協調美國技術咨詢小組，由技術咨詢小組代表美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并投票決策。同時，ANSI制定和更新《美國參與ISO國際標準化活動的ANSI程序》、《美國代表團參加ISO和IEC會議的指南》等文件，為美國各界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提供細節和專業的指導。美國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參與了IEC 89%的技術活動，涉及2316名美國專家、171個美國技術咨詢小組。參與了ISO 74%的技術活動，涉及8254名美國專家、244個美國技術咨詢小組[1]。

二是組織雙邊合作交流。2023年ANSI與德國標準化研究所共同主辦美國-德國標準小組討論，就數字化轉型和智能標準、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領域標準制定等進行交流。與韓國技術與標準局共同主辦韓美標準論壇，討論美韓兩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技術等領域的標準戰略和活動，通過交流促進雙邊標準認定合作。

三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參與標準制定與實行，增加美國的共同利益者。ANSI目前與18個發展中國家（地區）建立了伙伴關系，例如ANSI和美國石油協會（API）等在塞內加爾為尼日利亞、加納和科特迪瓦等國家的人員組織培訓，提高該國對石油質量、安全和管理體系相關國際標準及其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義務的聯系的認識和理解。

三、發起或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

美國廣泛發起和參與開放性大規模科學計劃[2]，整合國際優秀人才，應對大規模、復雜性科學問題，為美國科學家搭建合作平臺，促進科學突破發生，保持美國科技領先地位，例如，美國發起了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HGP），參與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全球分布式網絡—全球對地觀測系統系統平臺（GEOSS）等。

美國參與或發起國際大規模科學計劃的流程為：首先由科學界評估美國參與或發起該計劃的科學影響，其次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能源部（DOE）等資助機構對科學影響和資助成本進行評估，最后由聯邦政府綜合項目的科學、外交及經濟影響進行決策。經確定需發起或參與的大規模科學合作計劃由美國國內的牽頭機構與合作伙伴在合作目標、組織協調機制、實施計劃、成本分擔和成果共享等方面達成一致。

美國是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特殊觀察員國，有權參加理事會的受限制會議、討論核心設施大型強子對撞機項目（LHC）的事務。美國共資助了5.5億美元用于LHC建設，包括：DOE提供了2.5億美元的資金、價值2億美元的設備和材料，并設立高能物理學研究資助計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了8100萬美元資金用于建造ATLAS探測器和CMS探測器，美國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FNAL）和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NL）參與了LHC加速器建設。

四、啟示與建議

當前，全球科技合作從“無界”到“有界”，一是全球科技發展“去全球化”趨勢凸顯，各國科技創新和應用更加強調本土化和自主化。二是大國博弈下的技術封鎖與“脫鉤”行為愈演愈烈，正在人為地割裂全球創新網絡，科技體系日益碎片化。總體來看，我國“十五五”時期的國際科技合作環境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傳統的合作格局正在被打破，新的合作格局與模式亟待探索與重構。借鑒美國經驗，可從以下三個維度布局。

一是以人才為核心，重塑國際科技合作能力。一方面，新的合作網絡由人才搭建，新的合作模式也需由人才開展，須將人才置于關鍵位置。政府與科技界應協同發力，加大對科技人才參與國際合作的支持力度，著力培養一批具備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在新格局下有效開展合作與競爭的頂尖人才，加速構建以我為主、多元共贏的新型合作網絡，為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核心支撐。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科技發展步入“無人區”，科研人員不僅要解決技術問題，更要成為合作規則的探索者和制定者。應鼓勵和支持科研人員深度參與國際科技治理，探索一套適應新發展階段、能夠引領未來方向的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新戰略與新政策。

二是以組織為平臺，提升國際科技治理話語權。 一方面深度參與現有組織，鼓勵和支持人才在關鍵國際科技組織中爭取領導席位，深度參與其議程設置、規則制定和標準推廣，有效維護我國科技利益。另一方面圍繞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綠色能源等前沿和新興領域，依托我國優勢，牽頭或聯合發起新的國際科技組織與聯盟，主導構建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平臺。

三是以計劃為抓手，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如深空探測、生命科學、氣候變化等，整合國內相關領域科技力量，主動發起和主導若干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吸引全球頂尖科學家共同參與，提升我國在全球創新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1]數據截至2023年，https://www.ansi.org/resource-center/annual-report-2023/annual-report-2023-ansi

[2]美國將大規模科學計劃分為開放性和非開放性兩種，非開放性計劃通常與國防軍事直接相關，通過集結美國國內研究力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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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中大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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